古公亶父迁到岐山之后，在这里建立了都城和宗庙，巩固了周国的基础。建国之后，他击败了来犯的“串夷”，让周国在岐山站稳脚跟。《诗经·大雅·皇矣》中写道“帝迁明德，串夷载路。天立厥配，受命既固”，说明古公亶父的首要任务是稳定周国。史书中提到他已有“剪商之谋”，但这可能是后人的润色之词。

古公亶父的妻子叫“太姜”，说明他与西北羌人有联姻；他的儿子季历娶了“太任”，则是与商朝贵族的联姻。季历背后有强大的政治力量支持，他如何应对其他族群呢？《史记》记载季历“脩古公遗道，笃于行义，诸侯顺之”，意思是“以道义服人”，但《竹书纪年》也记载季历“伐西落鬼戎，俘十二翟王”“伐燕京、无余、始乎之戎”，说明周人开始用武力征伐周围的狄戎部族，也就是“以武服人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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姬昌的祖父和父亲，一个注重“稳”，一个注重“战”，那么到了姬昌时期，周国战略是否有变化呢？《史记》记载姬昌和季历一样，“以德服人”。崇侯虎曾谗言纣王说：“西伯积善累德，诸侯皆向之，将不利於帝”，表明姬昌修德、纣王不修德，最终纣王失国、周人得国。从史记来看，姬昌强调“德”，符合中国传统“远人不服，则修文德以来之”的思想。

但问题是，“枪杆子里出政权”，无论是“道义服人”还是“以德服人”，都需要强大的武力作支撑，因此史记中姬昌、季历靠德服人的说法显然不完全可信。那么姬昌实际采取了什么战略，又如何做到“天下三分有其二”？陕西周原甲骨文揭示了这一秘密。

姬昌称王之后，采取的战略是攻打商朝方国，甚至直接攻击商王畿范围内的方国。《史记》对此有较清楚的记载，并可与《左传》《诗经》等文献印证。记载中，姬昌继位后“遵后稷、公刘之业，则古公、公季之法，笃仁，敬老，慈少。礼下贤者”，吸引了大批贤达归附，诸侯也向之。崇侯虎向纣王谗言，姬昌因此被囚羡里。

姬昌出狱后，首先处理“虞芮之讼”，即虞国与芮国被周人以德服化。诸侯闻讯后感叹“西伯盖受命之君”。结合清华简和传世史书，实质上是姬昌称王。所谓“天无二日，国无二君”，姬昌称王显然是反商的明确标志。解决虞芮之讼与姬昌称王有重要联系。

之后，姬昌开始攻打商朝方国。《史记》记载：“明年，伐犬戎。明年，伐密须。明年，败耆国。明年，伐邘。明年，伐崇侯虎。”其中耆国即黎国，位于山西长治西南，靠近商都朝歌；邘国在河南焦作沁阳；崇国在西安老牛坡遗址，是商朝西部据点。因此，姬昌称王后的战略是“战”，先剪除周围强大或已臣服商朝的势力，再直接攻打商朝方国，包括王畿范围的商族盟友。灭崇国后第二年，姬昌去世，留下强大的周国和摇摇欲坠的商朝。

《逸周书》《论语》等记载，姬昌臣服商朝时“天下三分有其二”，如逸周书“天下三分而有其二，敬人无方，服事于商”。但史记称姬昌称王前只是积德行善，诸侯向之，并未动武。姬昌真的靠“以德服人”就拥有天下吗？答案显然不可能。陕西甲骨文揭示了真正情况。

上世纪，在山西曲沃北赵晋侯墓31号墓出土“文王玉环”，上书“文王卜曰：我眔唐人弘战贾人”，显示姬昌联合唐人攻打贾人。学者考证，这应发生在伐黎、伐邘之前，也在平虞芮之讼前。说明姬昌早已发动军事行动，而非完全依靠“德服人”。

更重要的是，陕西宝鸡周原遗址发现的甲骨文记载了姬昌更多军事行动，如“伐蜀”“克蜀”，表明姬昌征服了蜀国，这为武王伐纣提供了兵源。蜀国位置在汉中或成都附近仍有争议。甲骨文还记载“征巢”，巢国在吴楚之间，即今天安徽巢湖。姬昌通过汉水可通江汉平原，甚至到达安徽，这与《诗经》中“文王之道被于南国”的记载一致。楚人臣服“以子事文王”，也与周人征服江汉流域有关。

综上，季历时期征服西北、武力征伐严重，而姬昌继位后改变策略，对西北采取安抚、积德行善，对西南、江汉流域仍采取军事手段征服，使这些地方臣服于周，并为武王伐纣积累力量。古史将泰伯奔吴视为古公亶父战略，其实更可信的是姬昌开拓南国，为伐商打下基础。

姬昌征服西南和南方后，势力已达“三分天下而有其二”，足以与商朝抗衡。但商朝仍强大，需要防止商人反攻。解决虞芮之讼，控制潼关崤函天险后，商朝援兵难以进入，姬昌才安心称王，正式反商，并开始攻打商朝的邘国、黎国、崇国等。

总之，姬昌剪商战略可分两阶段：称王前，对西北部族以安抚为主、积德行善，但对西南和江汉流域采取军事征伐，使其臣服；称王后，积极攻打商朝方国，一度深入商王畿。姬昌去世后，武王继承其战略，完成灭商大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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